而宪政的基本职责就在于弥补民主制可能导致的多数暴政这一缺陷，进而防止民主制度下可能产生的多数暴政问题对每个人权利的侵害。
比如认为，宪政的核心是约束国家或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了破解这一历史周期律，把阶级统治之政治从压迫与反抗的历史循 环中解救出来，古典宪政主义（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宪政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儒家宪政）经由现代宪政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自由主义精英宪政，广大民众尚不享有普 遍平等的普选权、社会保障权等民主自由权利，阶级矛盾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了当代宪政主义新时期（与经过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改良之后形成的社会资本主义及其功能扩 张性的福利国家相适应，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宪政体制日趋成熟稳固，并出现了新宪政主义、新共和主义等新思潮，宪政主义实践在全球出现多样化趋势，未来社会主义宪政则有可能进 入重要的探索开创期），宪政要素以限政为核心，不断地丰富、补充、扩展、完善，开始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集中体现[1]。
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6]而且，在两届宪政与社会 主义年会上，我们对伊朗宪政都有关注和讨论。有人考证认为，共和行政时期国人可以参政议政，决策国家大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城邦民主自治，或可存疑，但至少贵族与国人共和执掌政权是确凿可信的。如前所述，在普遍的一般意义上，宪政是指权力受到普遍认同的根本法则的规制的政治。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曾谈到：我目睹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体制失败了，我现在主张宪政社会主义。对于宪政的具体分析，必须首先依赖于对宪政概念的抽象把握。这里依法获取高等学校信息就是对高校信息依法公开的原则规定。
但是，如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高校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高校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从《办法》第7条应当主动公开的规定看，把发布这些信息规定为高校的法定义务，第8条还对高校应当明确其他需要主动公开的信息内容与公开范围作出规定。主要包括高校公开的信息不得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过程性信息是高校正在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中的信息。
学术遵从原则是美国法院在审判涉及高校案件时尊重大学的专业性与自治性，尽可能地遵从高校在学术研究、人事管理、学生录取、教学与纪律管理等内部管理事项方面作出的决议，尽可能地避免干涉大学事务，法院的这一克制态度被学者归纳为司法的学术遵从或学术问题上的司法克制原则。应当说，《公开条例》第37条属于授权性立法，该条例授权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有关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具体办法。
有的地方对学生以高校为被告的案件直接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二是关于主动公开信息申请前置的认定。为了统一教育行政案件、特别是高校教育行政案件的审理标准，最高法院一直在积极调研推动尽早出台司法解释，以规范、统一教育行政案件的受理、审理及裁判尺度。事实上，此类问题不是一个程序问题，而是应当由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后作出判断的实体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相对比较抽象和原则，导致信息权利边界呈现出模糊性和交叉性，容易成为高校隐瞒或者遗漏重大信息的借口，导致在权益保护的利益平衡过程中给高校信息公开造成很多不确定性。同时，《办法》在第三、四章用了17条的篇幅，明确将公开信息的义务主体落实到了校长（学校）办公室，并要求公开办公室及人员的联络信息，责任到人。《公开条例》第9条第（1）、（2）、（3）项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公开条例》第10条第（9）项规定：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属于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高校基于对学术自由的功能性保障所需要的行政性自治权力，虽然也属于高等学校的自治权力，但与直接基于学术自由的学术权力相比，国家可以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介入。
从狭义上说，高校履行职责的行为主要是指高校外部行为，而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则不属于高校履行职责的行为。同时，也应看到，高校信息公开不是完全公开，也不是无条件无原则公开。
否则，高校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体系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运行起来也会缺乏有效司法保障。《办法》是教育部在《公开条例》第37条授权的基础上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的特点和要求制定出来的。
《办法》第二章规定了12项信息是高等学校应当主动公开的，内容涵盖了学校基建、发展规划、学生招生考试、学位评定、就业资助等诸多高校管理环节。高校之间的联络信息，比如工作联系与沟通、交流与指导等。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应当说，这里第二种意见更符合政府信息公开发展要求。高校基于学术自由所享有的学术性自治权力，国家原则上不能介入，这是由学术自由的自由权性质和学术的专业性判断特征决定的。除此之外，在研究其他诸如行业协会等公共组织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时也备受关注。
这里的法，既包括上位法，比如《高等教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公开条例》等上位法，也应该包括《办法》。这里也需要明确过程性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
在司法实践中，有没有说明理由往往会成为判定不予公开行为合法性的关键环节。受教育者、教师与高校因教育教学管理产生的纠纷等。
其中，关键在于需要明确高校正在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是否属于高校履行职责过程。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如果高校信息属于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界限不清时，是否还需要申请前置。
对行政机关的答复或者逾期不予答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涉及私人利益的高校信息，一般情况下不予公开，但是经权利人同意或者高校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高校信息，可以予以公开。这种规定是由《办法》的规章属性决定的，作为规章不应对司法救济方式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三需要是否会影响到申请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存有争议。
这些制度预期能够发挥的功效应毋庸置疑，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类信息量大，公开成本高。
如果原告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认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社会利益，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高校信息公开案件的第一个环节，人民法院还必须依法对各种利益进行取舍和协调。
对于受教育者、教师直接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法院通常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因此，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高校信息，如果属于高校内部信息或者过程性信息，可以不予提供。
《办法》第9条规定：除高等学校已公开的信息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学习、科研、工作等特殊需要，以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向学校申请获取相关信息。这事实上将高校主动公开信息通过申请人的申请转化为依申请公开，这样高校信息主动公开所表现出来的对世权则由于申请人的申请转变为对人权。《办法》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高等学校信息，促进高等学校依法治校，根据高等教育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高校作为教育机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其招生办学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知晓和参与，高校有大量涉及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需要社会公众知晓，特别是涉及高校特困生补助、学生受教育以及学生就业的信息属于重点公开的信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校信息公开也会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于可以公开的高校环境信息，能够主动公开的尽量采用主动公开方式予以公开，防止高校以依申请公开的方式代替应当主动公开的方式。
如果该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应符合《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要求。据此，申请人申请公开的高校信息被限定在自身学习、科研、工作等特殊需要范围之内。
同样，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也同样必须依赖于高校信息公开。高校内部管理行为与履行职责行为是否存在一致或者交叉，如果是一致的，自然内部信息应该属于政府信息。
